他的了不起，不光在于他的年龄，更在于他见证了历史。冯白驹将军曾亲手接过他募集而来的6支枪；他曾蹲过日本鬼子的监，也坐过国民党的牢；担任离退休党支部书记一直到96岁；他坎坷的人生经历写满红色传奇。104岁的老党员吴可兴，传授着“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奥秘。
104岁，眼不花，耳不聋，走起路来，噌！噌！噌！
都说人的生命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宽度和厚度；可对于海口市红旗镇本务村有77年党龄的吴可兴老同志来说，生命的长度、厚度和宽度在他身上并驾齐驱。
有人说：他就像一棵不老的椰子树，传授着“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奥秘……
“闹革命”的教书匠
6月19日上午，当汽车驶入G223国道琼山区红旗镇路段时，伫立于国道两旁的一个个红色革命村庄指示牌不停地从车窗外掠过。在这片洒满红色记忆的土地上，革命老区红色村庄本务村，区别于国道旁的其他革命村庄，略微有些偏远。
过了红旗镇墟，汽车拐到路旁一条新修好的水泥岔路上。在这条岔路上又行驶大约1公里，一条只容下一辆车身的狭窄村路便出现了。村口茂密的山林中放着两块大磐石，上面镌刻着“革命老区红色村庄”，这便是本务村。
1927年7月，在国民党“清党”运动的“白色恐怖”中，本务村成立了“新华党支部”，后来，这个村就成为了琼崖革命斗争的坚强堡垒，抗日战争的指挥部，成为充分体现“山不藏人人藏人”的红色村庄。
“本务村地处偏远，山林茂密，非常适合革命党人秘密聚会和藏身。抗战时期，冯白驹、王白伦、吴克之、刘秋菊等琼崖党政军领导人都在本村驻扎过，在村民掩护下，在这里办公、活动、秘密聚会，组织力量，打击敌人。”这个村里104岁的中共老党员吴可兴亲眼见证了这段历史。
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的吴老讲起他当年参加革命的故事，神采奕奕，眉飞色舞，讲到激动人心的地方，还不时用那根追随他几十年的拐棍“嗵嗵嗵”地敲击地面，这时，连那满头倔强竖起的银发也都跟着震颤起来。
从小出生于贫困家庭，高小毕业的吴可兴，当时算是村子里的“知识分子”，也是动员群众抗战募捐的主力干将。1938年，吴可兴化名“吴瑞新”入党，在教师身份的掩护下，他借机展开革命宣传工作，召集附近村子的民众筹备抗战物资。
“抗战时期，我家里随时备着4大缸的粮米，都是村民你一把，我一瓢筹集起来的，米缸从来没空过！”吴可兴一边讲述，一边用拐棍比划着他当时放米缸的位置。每当革命队伍路过此处，作为村子里的甲长，吴可兴就负责筹集好米，然后交给部队的联络人。据他讲述，吴克之的部队就经常在本务村附近活动，当一支部队拿走粮米后的第二天，村民们又会立即自发筹集起4缸米，等待下一支部队的到来。
冯白驹相赠老照片
对吴可兴老人来说，这辈子他最珍贵的东西莫过于一张老照片。
跟记者见面当天，他特意将这张照片用透明塑料袋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揣在身上。这张照片的正面是冯白驹将军年轻时候的军装半身照，背面印着冯白驹将军的红色刻章，并竖排写着“赠给深怀厚爱的革命战友”。
这张照片是1955年，冯白驹回到家乡海口土桥区（现海口红旗镇）参加老苏区慰问会议的时候，送给吴可兴留作纪念的。
那么，为什么冯白驹会将自己的照片送给吴可兴？吴老作为他身怀厚爱的革命战友，两人又有着怎样的深厚情谊呢？提到这张照片，吴老记忆的时针又拨回到历史上著名的“云龙改编”。
1938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者的矛头已经指向琼崖。9月24日轰炸海口，战争形势所逼，国民党终于接受我党主张，同意琼崖红军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冯白驹任独立队队长。
改编后的独立队缺粮少弹，但抗日又亟需物资和枪支，各地群众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掀起募捐高潮，支援前线。就在此时，吴可兴召集本务村的群众募集了6支枪和军鞋、毛巾等一些生活日用品，亲手送给了冯白驹。这种雪中送炭的情谊让冯白驹深受感动，并对吴可兴留下深刻印象。
“提起这6支枪的来历，还有一段小插曲。”吴老回忆说，当时送去的6支枪中有5支枪是村里为了对付偷牛贼筹备的，另外一支是本务村的一个村民从国民党亲戚家借来看家护院用的，就是这支从国民党处借来的枪，后来引起了一段纠纷。
“按理说，云龙改编后，国共联合抗日，这枪送给哪支队伍都一样，都是用来抗日的。但当国民党得知这支枪被送给共产党后，要求共产党要么退还枪支，要么交1000元作为购买金。”吴可兴告诉记者，当时本务村村民得知后，自发筹集了1000元钱送给了国民党，“买”下了这支枪。
解放后，在1955年琼山区召开的老苏区革命村庄慰问大会上，吴可兴也代表本务村参加了会议。会议上公布了革命老苏区村庄的名单。本务村地处偏僻，统计时被漏掉，未被列入革命老苏区村庄的名录。这让吴可兴有点气恼，于是他立即修书一封给冯白驹，冯白驹看到信后便亲自批示，追加本务村为老苏区革命村庄。
后来，冯白驹还专门接见了吴可兴，两人聊起了往事，冯白驹感动于那次送枪情谊，便将一张自己的照片赠予吴可兴，作为两人深厚革命情谊的见证。
惊心动魄三次牢狱之灾
谈起人生中最惊心动魄的经历，吴可兴说，莫过于他一生坐过的三次牢房。一次坐的是国民党的牢，两次是日本鬼子的牢。
1948年农历五月，“吴瑞新”与党组织通讯的一些信件不幸落入到国民党政府手中。国民党当地政府调查后发现并没有吴瑞新这个人，于是便怀疑是吴可兴的化名。5月底的一天，吴可兴上午刚上完课，便接到了琼山县国民党政府的通知，叫他下午到县里开会。会场上，吴可兴就被带走拘押起来，第二天便被送去了国民党琼山监狱。
“一开始以为自己已经暴露了，但是当审判官说我是共产党党组织的一名书记，并且说要继续调查时，我知道他们还并不清楚我的底细。”吴可兴回忆当时受审的情景，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了，而此时，他的家人和党组织正四处找人和筹钱营救他。
党组织派人专门找到当时琼山县国民党县长的母亲，旁敲侧击地叫他母亲替吴可兴说情，可当县长知道他们找到其母亲来帮忙后，更加气恼，也扣押得更紧了。后来，吴可兴的家人发现行贿比说情管用，于是便陆陆续续地送了几次钱。半年后，国民党既没有查证出“吴瑞新”就是吴可兴，也收到了“好处费”，就不了了之地把他放了。“就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我也没有落下交党费。”吴老自豪地告诉记者。
除了坐过国民党的牢，吴老还坐过2次日军的牢房。一次是1942年本务村遭到日本鬼子扫荡，他去附近昆上村的岳父家避难，半路被日本人抓走。当时碰巧日本人的翻译官认识他，于是帮他向日本人证明说情，说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教书匠，得以侥幸逃脱。
还有一次是1943年，因被查到没有“良民证”而被拘押。后来是一个给日本人做事的汉奸替他说了情，因为吴可兴曾经教过其孩子，于是又一次幸运获释。
说起这几次死里逃生的牢狱之灾，吴老至今唏嘘不已，“要不是教师的职业做掩护，恐怕命早就没了！”
对于自己忠守了一辈子的职业，吴老内心充满了敬畏。在吴老的家中，摆放着他从教以来的所有奖状，从上世纪50年代到现在，每一张奖状，他都悉心收藏装裱起来。即使退休后，他平时也总穿着当老师时的那一身洗得泛白的灰色中山装，左上方的口袋里别一支钢笔。
吴老退休后担任红旗镇的离退休党支部书记，一直到96岁。这些年来，他每天必做的事，就是徒步往返于家与2公里外的茶馆之间，喝茶看报，在他的家中放着一摞一摞的《海南日报》和《参考消息》。他说：“不断的学习，是让自己保持年轻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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