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红色文化？从广义上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创造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先进文化。什么是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理想。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紧紧围绕实现中国梦的远大目标，红色文化才能不断发展繁荣；只有不断发展繁荣红色文化，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新文化
中华民族有着辉煌的过去。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便逐渐陷入苦难的深渊，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也随之跌到谷底。这是富有进取心和自尊心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便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舍身奋斗的理想。为此，中国的仁人志士首先选择以西方资本主义为师。先有洋务派对于资本主义“长技”的仿效，次有维新派对于君主立宪制的追求，后有革命派对于民主共和制的探索。一直到陈独秀、李大钊那里，起初也是主张以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和俄国二月革命为“吾民之师资”，“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但是，中国人民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前赴后继的奋斗，无一不以铩羽饮恨而告终。
同是搞资本主义，为什么西方可以而中国就不可以呢？这是因为，资本的逻辑是弱肉强食，是不知餍足的扩张。西方列强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他们绝对不可能放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更不容许再出现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来与之争夺国际市场。20世纪初，美国总统顾问亨利·亚当姆斯曾不加掩饰地说：“决不能容许中国和亚洲实现工业化和政治上的独立”；如果容许中国“以无尽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资料为供应的民族工业的体系成功地组织起来，对西方文明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罪行”。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在于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启示中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世界体系的历史条件下，必须跳到资本主义的体系和制度之外去寻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必须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下解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转折。从此，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全新的实践进程。这一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集中在两条战线：一是创造新社会，二是创造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如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今天，我们可以概括地称之为红色文化。创造新社会的实践为红色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生生不竭的源泉，红色文化的发展繁荣则能动地推动着创造新社会的实践，二者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下实现了高度的统一。
红色文化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经过近百年的建设发展，红色文化已经形成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分析这个体系的结构可以有多个角度、多种方法，但分析其意识形态结构则是根本性的工作。在这方面，最新的富有概括性的表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精髓，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基础。这四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从而科学、完整地揭示了红色文化的本质特征。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曾将红色文化称为“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他深刻地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这是对红色文化功能的科学概括。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上的主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的创立和不断发展表明：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论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实现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二是精神状态上的主动。有人曾用“睡狮”来形容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这是对那时国人精神的被动状态的形象描画。然而，自从中国有了共产党、有了红色文化以后，这头“睡狮”便一跃而起，把懵懂、萎顿远远抛到了历史的垃圾堆。从李大钊、方志敏、杨靖宇、刘胡兰到邱少云、雷锋、焦裕禄，再到张丽莉、吴斌，从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98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将英勇不屈、奉献牺牲、团结协作的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近百年来中华民族赢得的光荣和骄傲证明，红色文化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增强对红色文化的自觉自信
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这是对当代中华儿女所处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是对祖国光辉未来的鼓舞人心的展望。很明显，这样的目标自信必须以文化自信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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