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以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书赠瞿秋白的条幅。鲁迅一直将瞿秋白视为肝胆相照、同心同德的朋友和同志。他们相识相交的时间虽然短暂，可是，相互间早已是心仪神往。在瞿秋白最困难的时候，鲁迅冒险给予他真诚、无私的帮助，使瞿秋白度过了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
同志相称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瞿秋白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会后，他因肺病发作而被中央批准留在上海养病。此时，王明等正咄咄逼人，挑起党内斗争。这种无休止的功过是非的纠缠，让瞿秋白十分厌倦。他在《多余的话》中，毫不掩饰地庆幸自己“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
在上海，瞿秋白很快便与老友茅盾会面。久别重逢，两人分外高兴，有说不完的话。瞿秋白高兴地对茅盾说：“雁冰，我早就想拿起笔写作，只是一直不得机会。现在好了，我也可以从事写作，这是我所乐意做的事情。”
还在离开苏区时，他就悄悄地向夫人杨之华透露了这样的心愿，即到上海后，一定要想方设法见到鲁迅。他恳切地对茅盾说：“我读过鲁迅的很多文章，很佩服他的人品和文才。唉，只是一直无以谋面，始终引为憾事。”茅盾和鲁迅很熟，常有往来，他知道瞿秋白的心思，便对瞿秋白说：“秋白，你不用着急，只要有机会，我会引你去见鲁迅的。”
5月初，中央机关遭到破坏，瞿秋白来茅盾家避难。这天，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来到茅盾家。于是，瞿秋白又与冯雪峰结识。他从左联刊物《前哨》上面读到鲁迅的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读罢连连赞扬道：“写得好，到底是鲁迅。”他对冯雪峰说：“中央已经让我在上海养病，我很想趁此机会重操旧业，翻译一些俄国作品。雪峰同志，你可否给我找个安全僻静的地方？”
冯雪峰费了一番周折，将瞿秋白夫妇安排到福康钱庄少爷谢澹如家住宿。谢澹如爱好文学，同情革命，其住所比较清静，居住十分安全。瞿秋白从此和左联建立了紧密的联系。
一天，冯雪峰来到鲁迅家，把瞿秋白的情况向鲁迅做了通报，鲁迅听后很振奋，他说：“这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他的《莫斯科通讯》，我看过，翻译的文章耐看好看。”他还告诉冯雪峰，由瞿秋白来过问左联的活动，将是一件好事。鲁迅从日文版本转译过一些苏俄文艺理论的文章，他早就想直接翻译俄文版本，并认为瞿秋白可以接受这项工作。他对冯雪峰说：“我们就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
这天，鲁迅和冯雪峰谈兴很浓，主要话题是瞿秋白的文学才华，他说：“何苦（瞿秋白的笔名，作者注）杂文，明白畅晓，一览无余，真有才华，是真可佩服的。他的论文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人。”
这年秋天，曹靖华从苏联给鲁迅寄来《铁流》译稿。鲁迅检读译稿，发现序没有译，心中很是不踏实。《铁流》如果没有序，那将是一部带有缺憾的著作。鲁迅立即想起瞿秋白，便委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瞿秋白接受序文后，很快便流畅地翻译出来，署名史铁儿。鲁迅读后十分满意，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高度赞扬说：“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笔了。”他还在《〈铁流〉编校后记》中赞赏道：
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
不久，鲁迅又将俄罗斯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被解放的董吉诃德》（今译堂吉诃德，作者注）剧本交由瞿秋白，瞿秋白用“易嘉”的笔名将其翻译出来后，先在《北斗》刊载，后又出单行本，鲁迅则补译《作者传略》，并在《后记》中，称赞这篇译文：“注解详明，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他还说，在读过译本后，“那时我的高兴，真是所谓‘不可以言语形容’”。
鲁迅曾将日文版《毁灭》转译成中文，并特意让瞿秋白对照俄文本校读。瞿秋白校读后，给鲁迅去了封长信，直接以“敬爱的同志”相称，说：“你译的《毁灭》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他还在信中表述了相见恨晚的朴实感情：
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的（地）说着，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
鲁迅很高兴地读完这封长信，立即给瞿秋白回信，这封信以《论翻译》为题，发表在《十字街头》上。鲁迅的回信，开头以“敬爱的J?K同志”（瞿秋白来信时的署名，作者注）相称，信中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兴。”两颗息息相通的心越贴越近，他们都急切地盼望着能早日会面。
风雨同舟
1932年初夏的一天，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来到鲁迅家。他们的第一次会面，竟如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亲切自然，无拘无束，而毫无陌生人之间的那种矜持与尴尬。他们畅所欲言，从政治谈到文艺，从理论谈到实际，从希腊谈到莫斯科，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也谈得津津有味，妙趣横生。
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中午，鲁迅特意准备酒菜，两人边饮边谈，似乎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直到夜幕降临，才依依告别。鲁迅的夫人许广平还在女师大读书时，就曾听过刚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的讲演，此时她所看到的瞿秋白，比以前显得更老练、更成熟，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那时是一位英气勃勃的青年宣传鼓动员的模样，而1932年见到的却是剃光了头，圆面孔，沉着稳重，表示出深思熟虑、炉火纯青了的一位百炼成钢的战士，我几乎认不出他来了。
第一次见面后，瞿秋白热切期待着再与鲁迅的会面，以继续他们未尽的话题。可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他们的行动十分不便。9月1日上午，天空下着绵绵细雨，鲁迅特意选择这样的阴雨天，以摆脱特务的盯梢，他和许广平带着小海婴，来到瞿秋白住处。两人见面后很少客套，很快便切入主题，讨论文字改革和文字发音。瞿秋白对粤语陌生，特意找出几个字，请许广平用粤语发音。
杨之华看他们谈兴正浓，便悄然退出，到饭馆叫了一桌饭菜。可是，等他们谈话告一段落，坐下用餐时，菜已经凉了，而且味道也不好，杨之华感到很不安，鲁迅却全不在意。席间，他和主人谈笑风生，十分亲热。
这以后，鲁迅在日记和函件中，常提到瞿秋白的笔名，如“何凝”、“维宁”、“宁华”和“它兄”等。
杨之华受瞿秋白的鼓励和影响，写了短篇小说《豆腐阿姐》，她很想拿给鲁迅看看，可又有点害怕。瞿秋白却不时地催促她：“拿去给大先生看看吧。”瞿秋白时常以家人的口吻，亲切地称呼鲁迅为“大先生”。杨之华不想以自己的习作，去打搅鲁迅的工作。瞿秋白则再三劝说道：“不要紧，大先生是很乐于帮助人的，特别是对初学写作的青年。”杨之华于是鼓起勇气，专程将文章送到鲁迅处。
鲁迅接过文稿后，便认真阅读，将稿中错字一一校正，再用楷体和草体书写，然后用纸包好送回。
瞿秋白在上海的这段时间，蒋介石正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国统区内也弥漫着腥风血雨，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危险。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中，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将自己的家作为瞿秋白夫妇最可信赖的庇护所。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7月，鲁迅曾三次接纳瞿秋白夫妇，让他们在自己家安然地避过了危险。
1932年12月23日深夜，陈云受中央派遣前来鲁迅家，负责转移在此避难的瞿秋白夫妇。陈云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鲁迅将瞿秋白夫妇送至门口，“就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上你平安地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人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秋白同志答应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出了他们的房门下楼去，鲁迅和女主人在门口连连说：‘好走，不送了。’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我回头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
瞿秋白在鲁迅家避难时，曾将自己年轻时写的一首诗书赠鲁迅：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这首诗写于1917年。那时，瞿秋白母亲自杀，家境破落，前景堪忧。他在失落、彷徨中写出的这首诗，带着沉郁的“颓唐气息”。时隔15年，历史的场景虽然有了大的更换，但是，他受排挤、打击，忍辱负重的心境与15年前十分相似。他将这首诗赠予鲁迅，是将自己的心扉向鲁迅敞开，是对这位忘年交的充分信任。
一次，当他用“犬耕”的笔名发表文章时，鲁迅不解地问道：“此寓意为何？”
瞿秋白说：“我不是政治动物，搞政治，无力量可济。耕田本是用牛的，狗耕田当然就耕不好了。我就是那权当充数的耕田的‘犬’。”
鲁迅听后微微颔首，稍顷，便又叮嘱道：“你对我说可以，不要再对别人说了，可能影响不好。”1933年3月，鲁迅来瞿秋白的新居看望，带来堇花一盒，以作乔迁之贺，并将清人何瓦琴的联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书写成条幅相赠。
经历风风雨雨的洗礼，坦诚畅怀地交换心迹，他们已相互引为患难知己并世奋斗的同志。瞿秋白分外珍惜和鲁迅的友情，以至在身陷囹圄、生死攸关之际，还时时思念这段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
爱人以德
在上海养病期间，瞿秋白和杨之华的生活，全凭中央每月发给的十六七元钱来维持，以他的政治身份，根本不可能谋得固定的职业，在当时的上海，这份微薄的经济收入，仅等同于一般工人的最低工资，惟能糊口而已，实难调养虚弱的病体。难怪周建人在1932年初秋，和瞿秋白相会于鲁迅家，会有如此的惊诧和不安：
我几乎认不出秋白了，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只见他满脸病容，面目浮肿，气色和神情都很坏。身上穿着一件长衫，破旧不合身，好像是从旧货摊上弄来的。
鲁迅有意帮助瞿秋白，让他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以稿酬贴补困窘的生活。瞿秋白是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要犯，他的名字是不能见诸书报刊的，只得借助鲁迅的影响，以笔名发表文章。1932年11月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晴，以《一天的工作》归良文公司出版，午后收版税二百四十，分与文尹六十。”《一天的工作》是鲁迅翻译的俄罗斯短篇小说集，共收10篇小说，其中有杨之华初译、瞿秋白校定、以“文尹”笔名翻译的绥拉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两篇。
阿英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
那时的秋白生活很苦，他赶忙译了高尔基的四个短篇：《坟场》、《莫尔多姑娘》、《笑话》、《不平常的故事》，想印一本书，换一点稿费。时值合众书局初创，需要买稿，便由我把他的原稿和鲁迅《二心集》的原稿拿去。书店只认得赢利的，不几天，先把《二心集》的稿费付了，秋白的稿子却拖着不解决。
鲁迅知道后很生气，他告诉阿英，秋白的稿子必须买下，“否则他的《二心集》要拿走”。这样，“几经交涉，总算‘开恩’，抽买了一篇《不平常的故事》，把其余三篇退回”。稿酬也较高，“出千字3元”。
次年2月16日，英国大文豪肖伯纳来到上海，尽管他在上海只停留半天，却已给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肖伯纳途经香港时，在发表的演讲中，显露出反战和同情社会主义的倾向。于是，神经过敏的记者们，或褒或贬，毁誉不一，一时间，肖伯纳成为舆论的热点。鲁迅和瞿秋白都想把这些文章集辑成册，编成一本书，以纪念中国文坛上的这件大事。他们很快投入工作，先由许广平到四川北路的报摊上，将相关的文章全部搜罗来，然后又和杨之华共同剪贴，再由鲁迅和瞿秋白编辑，署名乐雯，鲁迅作序，瞿秋白写卷头语，由野草书屋出版，书名为《肖伯纳在上海》。
鲁迅知道瞿秋白不愿意接受馈赠，便有意帮助他，让他以卖文所得，来弥补经济生活的贫乏。《肖伯纳在上海》的出版，便是属于这种情况。
这年3月至10月，瞿秋白有过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他抓紧时间，写了一些精美的杂文：《王道诗话》（3月5日）、《伸冤》（3月7日）、《曲的解放》（3月9日）、《迎头经》（3月14日）、《出卖灵魂的秘诀》（3月22日）、《最艺术的国家》（3月30日）、《〈子夜〉和国货车》（3月）、《关于女人》（4月11日）、《真假董吉诃德》（4月11日）、《内外》（4月11日）、《透底》（4月11日）、《大观园的人才》（4月24日）、《儿时》（9月28日）、《中国文和中国人》（10月25日）等。
许广平在回忆文章中说：
这些文章，大抵是秋白同志这样创造的：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修改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
……
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绝伦。
这些杂文，大多以鲁迅的笔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等栏目发表。后来，鲁迅在编辑自己的杂文集时，曾分别将其中的十多篇杂文收入《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和《准风月谈》中。
瞿秋白在与鲁迅的交往中，亲身体验到这位文化巨匠的精神魅力，一种历史责任感驱使他要编选鲁迅的杂文选集，并全面、准确地介绍、评价鲁迅。他在征得鲁迅的同意后，排除所有干扰，专心致志地开始阅读和写作。白天，他躺在床上阅读鲁迅的作品；夜深人静时，便一人伏在一张小方桌上，不停地写着，一直写到天明。他把写好的序言拿给鲁迅看，鲁迅看后感激地对他说：“你的写作环境可比我坏得多。”
瞿秋白的这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长达1.7万字，第一次全面、正确地评价鲁迅和他的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经典意义。序言说：
鲁迅在最近15年来，断断续续地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
他在结束这篇序言时说：“我们不过为着文艺战线的新的任务，特别指出杂感的价值和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鲁迅杂感选集》由鲁迅交北新书局李小峰，以上海青光书局的名义出版发行。
不久，瞿秋白又因为安全问题搬到鲁迅家避难。看着瞿秋白清癯苍白的脸，鲁迅心中泛起阵阵凄楚，他希望尽其所能帮助瞿秋白。在当天的日记中，鲁迅写道：“晴，热。午后大雷雨一阵。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凝冰。”这里的靖华即曹靖华，文尹和凝冰则是杨之华和瞿秋白的笔名。这里的“《选集》编辑费二百”，便是鲁迅付予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的编辑费，以帮助他们夫妇度过生活的难关。3年后，鲁迅在致曹靖华信时，还说及此事：
我的选集，实系出于它兄（即瞿秋白，作者注）之手，序也是他作，因为那时他寓沪缺钱用，弄出来卖几个钱的。
殊深轸念
1934年新年伊始，瞿秋白奉命赴江西瑞金。临行前，他向鲁迅辞行。这天晚上，他们彻夜长谈，一直到第二天晚上，瞿秋白才回家。瞿秋白满面笑容地告诉杨之华：“要见的都见到了，要说的话也说了。大先生和许广平身体都好，小海婴也很可爱。”
他是不太情愿离开鲁迅，离开上海，离开他所称之为“家”的文学艺术的阅读和写作的。在他的《多余的话》中，可以约略地揣摩出其难舍难分的心情：“1934年1月，为着在上海养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
鲁迅一直担忧瞿秋白的安全和健康。他对留在上海的杨之华说：“像秋白那样的身体，怎么可久居在那里呢？如果他留在上海，对于全国文化上的贡献一定不少。像他那样的人不可多得，他是一个少说话多做事的青年。”
鲁迅从报上读到红军长征的消息时，又牵挂起瞿秋白的健康状况，他致信曹靖华说：“它嫂平安，维它兄仆仆道途，不知身体如何耳。”“它”、“维它”是瞿秋白的常用笔名。
其实，瞿秋白并没有获准参加长征，而被留在江西，以孱弱的病体，与国民党军队周旋。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被捕，在真实身份尚未暴露的情况下，立即给在上海的亲友去信。在他给鲁迅的信中说：“我在北京和你有一杯之交，分别多年没通消息，不知你的身体怎样，我有病在家住了几年，没有上学。二年前，我进同济医科大学读了半年，病又发了，到福建上杭养病，被红军俘虏，问我做什么，我说并无擅长，只在医科大学读了半年，对医学一知半解。以后，他们决定我做军医。现在被国民党逮捕了，你是知道我的，我并不是共产党员，如有人证明我不是共产党员，有殷实的铺保，可以释放我。”信末署名“林其祥”。
显然，他在编造假履历，并将此告诉亲友，以诓骗敌人。接着，他又以“林其祥”的假名，给周建人去信说，天气冷了，狱中衣被单薄，很冷，需要一些衣服和钱，并且再次提出在上海如有殷实的铺保，他是可以释放的。鲁迅读到这封信，心中尤为焦虑，立即通过杨之华给瞿秋白寄去50元。
鲁迅的钱和杨之华改制的两条裤子，刚刚从邮局寄出，报纸便公开登载瞿秋白被捕的消息。瞿秋白的身份暴露了，他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鲁迅心急如焚，曾和陈望道相商，发起一个公开的营救活动，后来由于诸种原因而未能实现。鲁迅只得通过蔡元培，力图在国民党上层营救。鲁迅为瞿秋白的被俘及其将面临之结局，无比痛惜。5月17日，他在给胡风的信中说：“那消息是万分的确了，真是可惜得很。”不多日，他又函告曹靖华：
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许君已南来，详情或当托其面谈。
这里的许君，便是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时任蔡元培的秘书。鲁迅从他那里获悉，在蒋介石召集的一次会议上，曾专门讨论瞿秋白的问题，蔡元培提出在中国，像瞿秋白这样有才气的文学家实为少有，应网开一面，不宜滥杀。但是，却遭到戴季陶等的坚决反对。瞿秋白是必死无疑了，鲁迅深深悲痛，他在瞿秋白就义前7天，给曹靖华的信中说：“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
鲁迅特别赞扬瞿秋白的俄文翻译才华，瞿秋白被害后，他在致萧军的信中无比惋惜地说：
中国人先在自己把好人杀完，秋即其一。肖参是他用过的笔名，此外还很多。他有一本《高尔基短篇小说集》在生活书店出版，后来被禁止了。……中文俄文都好，像他那样的，我看中国现在少有。
他拿瞿秋白的俄文水平相比，甚至不满意自己所译的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他告诉萧军：
《死魂灵》的原作，一定比译文好，就是德文译，也比中文译好，有些形容词之类，我还安排不好，只好略去，不过比两种日本译本却较好，错误也较少。瞿要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
瞿秋白就义后，鲁迅的心情是愤激而冷静的。他告诉曹靖华：“中国事实早在意中，热心人或杀或囚，早替他们收拾了，和宋明之末极像。但我以为哭是无益的，只好仍是有一分力，尽一分力，不必一时特别愤激，事后又悠悠然。”
鲁迅从愤激中奋起，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全力编辑亡友的译文，并嘱托内山书店将书稿寄到日本，印成两册精美的《海上述林》。他以为这是对瞿秋白的最好的纪念，“倘其生存，见之当亦高兴，而今竟已归土，哀哉”。
瞿秋白被捕后，鲁迅便与茅盾、郑振铎等相商，筹划为瞿秋白出本书。瞿秋白牺牲后，鲁迅也已是体弱多病、形销骨立了。但他硬是抱病忍痛，殚精竭虑，负责编辑、校对、成书的全过程。《海上述林》上册出版时，鲁迅对这本书十分满意，他说：“那第一本的装订样子已送来，重磅纸；皮脊太‘古典的’一点，平装是天鹅绒面，殊漂亮也。”他还急于想看到《海上述林》下册。因此，他拜托茅盾与出版商联系，“于便中或专函向能拿主意的人一催，从速结束，我也算了却一事，比较的觉得轻松也”。鲁迅为《海上述林》所写的广告说：
作者系大作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
《海上述林》出版时，署名“诸夏怀霜社”，“诸夏”即是中国，“霜”为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寓意为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纸墨更寿于金石”，《海上述林》作为鲁迅和瞿秋白的真挚友谊的见证，永载于中国的文化史册，因为，它是“对于先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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