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红军长征的历史场景，让我们流连忘返的不仅是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神勇战例，也不仅是运筹帷幄、谋兵布阵的高层博弈，红军将士征战之余的文化品格同样值得关注。
红军将士虽然装备简陋、衣衫褴褛，而且置身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雪山泥沼的重重困厄之中，但我们看到的不是愁苦颓废的场景，而是一幅幅生机勃勃的战地风景画：行军征战之余，邓小平在专注地审读《红星报》的拟用稿件，成仿吾拿着德文版《共产党宣言》给战士们宣讲人类社会远景，徐特立一笔一画地修改识字课本，聂荣臻指导并参演话剧《庐山之雪》，廖承志打磨他喜爱的木刻作品，黄镇则静静地坐在石头上，以漫画方式将这些场景记录下来。许多官兵比如林伯渠、关向应、童小鹏、陈伯钧、韦国清，还要在行军征战的间隙匆匆写上几行日记，让自己的精神舒展歇息一下，与日记对话成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心灵漫步、精神滋补。陈伯钧在1935年6月5日的长征日记中有这么一段文字：“越甘竹山，下小平子，悬崖数丈，绝壁时生，石坎参杂，烂泥殊深，攀葛附藤，举足难进……而我不但越过石达开受困顿之绝地，反而西北出天全，东逼汉源，使敌人全取守势，东奔西驰。”简约干净的文字里，洋溢着作者身处险境时的从容、镇定和自信。
毛泽东诗作的恢宏气象、精神特质集中体现了红军的文化品格。“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寥寥数字，不仅勾勒了高天远地寥廓静穆的宏大景观，而且抒写了作者从容明朗的博大胸怀和对老区战友的牵挂伤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在排兵布阵、运筹帷幄的间隙，他的思绪不时超越战地、飞驰九霄，在历史和哲学的时空感叹民族命运、抒发悲悯情怀。红军重视文化的优良传统，在我军成长壮大的历程中被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了。抗战爆发的最初一个时期，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等高层机关先后在延安创办了《新中华报》《八路军军政杂志》等20多种报刊，抗日根据地各级军政机关创办的小报小刊多达700多种，成为展示我军文化实力的重要载体。
只有具备卓越的文化品格，才有开阔的历史视野和博大胸襟，才能把握住时代脉搏和社会走向。李自成的起义军每占领一个地方，都要将高门大户的主人抓起来施以酷刑，榨取最后一文钱币。国民党军队最愿意做、最擅长做的事情也是“接收”，以“汉奸”“资敌”等莫须有的罪名敲诈百姓、勒索平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经问世就表现出了崭新风采，即使在长征这样异常艰苦的运动作战环境仍坚守自己的本色，在经过贵州的茅台镇时，立刻在各酒厂门口贴上“不得干扰正常经营”的布告。经过甘肃回族聚居区时，及时发布“八要十不准”的内部文告：“要保护清真寺，要保护回商，要遵守回民风俗习惯。”“不准打回民土豪，不准在清真寺周围吵闹……”文化上的高度使弱小的红军获得了全新的超越和全面的拥戴，从而能够以小搏大、以弱胜强。
一支军队一旦确立了自己的远大抱负和追求，一旦对自己的使命担当获得了清醒的认知，也就同时获得了一种历史优越感，精神上就会超越和压倒当下的种种羁绊困顿。红军就是这样一支乐观、自信、傲视一切困难的部队。高度的文化自觉、深刻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认同，为广大官兵注入了特殊的精神气质，形成了特殊的战斗精神——为了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敢打必胜、无所畏惧的英雄主义精神，积极向上、信念坚定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样的战斗精神本身就是强大的战斗力。有了这种文化、精神和心理优势的军队，其发展、壮大和胜利是必然的，是谁都挡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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